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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期会有学长学姐精心整理的相关热点专题，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整理专题、掌握知识点，并指出考察方向！不过大家对于热点专题的整理也要有所取舍，重点去看自己还需补充或是还未掌握的内容，厘清自己的思路。让我们一起在冲刺期冲冲冲！

　　新闻作为一门社会学科，会与社会的诸多领域相互联系并共同发展。从大众媒体时代发展到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技术的演进，新闻的类型与概念都存在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产物。接下来请跟随匠er学习如下的十种新闻概念新发展。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个新闻术语最早由丹麦公共电视的乌瑞克·哈根普洛于 2008 年提出。研究建设性新闻的先驱凯瑟琳·戈登斯特对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即“建设性新闻被定义为将积极心理学方法应用到新闻生产过程，以创造有吸引力的报道，同时忠于新闻的核心功能”。

　　建设性新闻对受众的意义是最直接且显而易见的。在报道中增加了积极心理技巧的运用，有利于提高受众的阅读体验，为受众带来比较积极的阅后情绪。

　　建设性新闻实践意味着媒体角色的转变，即从原来单纯的旁观者转变为社会建设的倡导者和参与者。西方传统的新闻理论强调媒体的独立和中立，希望媒体扮演好社会监视者的角色。拉斯韦尔提出的大众传播的功能中就有环境监视功 能，即通过大众传播及时监控、了解、把握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传播对社会起着一种“瞭望哨”的作用。

　　建设性新闻的一大社会价值就在于其强化了社会的问题意识，突出了新闻报道“5W1H”六要素中How的关键性，在客观叙述事件的同时，引发公众主动探索如何解决社会问题，长此以往，有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问题意识。

　　与西方新闻业从负面报道为主向积极建设性新闻的跨越式转型不同，我国新闻事业一贯包含正面报道传统，“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建设性新闻所主张的“新闻媒体要以积极话语和行动促进问题解决，提倡新闻在社会调和中的积极作用”，也正是我国正面报道的题中之义。

　　中国新闻事业作为中国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其实践基础必是讲大局、讲整体的。

　　在近年来的中国建设性新闻实践中，突出强调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信息可视化等新技术的充分运用，在传播方式上倾向于多元化与创新性，采用全媒体联动的协同报道模式，以期为受众带来更强的全时性情感体验。

　　（1）立足于建设性新闻的内涵与外延，厘清建设性新闻的外在形式与内在逻辑。

　　目前的研究大多还处于理论引介阶段，理论本土化还有待提升。比如，将其混同于正面报道;不知道怎样的新闻文本属于建设性新闻;不知道中国哪些频道、栏目或平台在生产建设性新闻等。西方近年在挖掘西方语境中的新闻 “建设性”传统，国内这方面的工作较薄弱。没有明晰的研究文本和研究对象，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研究容易变成空中楼阁。

　　（2）建设性新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大厦仍处于“毛坯”状态，还需夯实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

　　凯伦·麦金泰尔在访谈中谈到，西方学者已运用社会责任理论、角色理论、框架理论、新制度理论等来解释建设性新闻。如何将传播理论、心理学理论用起来，继而进行理论创新仍有待开启，这是一个挑战。在研究方法上，因为心理学方法与技术是进入效果取向的建设性新闻研究的核心方法，它将是国内建设性新闻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钥匙。

　　（3）由于中西方实践模式和历史文化的差异，我们需要在受众分析、传播效果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上做进一步讨论。

　　要以中国新闻传播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做到以“中国事实”为支撑、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这不仅有理论对话的根据，还由中国新闻实践的特殊性决定。如此则更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研究，增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全媒体主流话语建设的路径创新。

　　“解困新闻学”最早由《纽约时报》专栏作者，网站创始人大卫·伯恩斯坦提出，其概念为“严格而令人信服地报道对社会问题的回应”的新闻。通俗化地理解为媒体要同时报道社会问题和人们对此的反应 ，新闻不仅应当发现事实，而且应当关注什么样的方案是有效的，并且运用数据或其他证据证明这种方案为何有效。

　　“犯罪”“贫困”“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是传统新闻报道的焦点，也是“解困新闻学”的核心议题。但“解困新闻学”报道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传统新闻报道通常只关注社会问题本身，围绕新闻的六要素展开叙述；而解困新闻学则在客观叙述六要素的同时，着力凸显“How”即注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实施过程。

　　“解困方案”才是“解困新闻学”的主角。对于“解困新闻学”来说，成功的经验固然有榜样作用，但失败的教训却也弥足珍贵。

　　“解困新闻学”强调客观报道，同时特别重视对案例、数据，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准确运用。“解困新闻学”报道为了保持客观平衡，在信源选择上往往选取解困方案提供者和受影响者双方，所选取的消息来源的态度也会兼顾反对者和中立者。

　　拉斯韦尔认为大众媒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监测环境和协调社会，斯图亚特·霍尔也强调新闻事业最重要的功能是建构“社会知识”，传递“社会影响”。

　　“解困新闻学”是对负面的、被动消极的“社会影响”的反馈与修复机制，它试图通过以积极的方面来平衡消极的方面，准确清晰地阐释社会问题并 提出严谨有效地解决方法，对公众认知进行正确的引导。通过对叙述逻辑的表达与阐释，将会改变受众对于新闻报道的潜在认知，促进新闻报道关注正常的、日常的社会问题， 发挥新闻联系社会、联系现实、监测环境、规划发展的功能。

　　拉斯韦尔提出传播的功能之一就是协调社会，即把社会各组成部分整合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联络、协调与统一，组成一个有机体以应对环境变化。而“解困新闻学”作为传统媒体优势的继承者，通过将传统媒体严谨、权威、专业的特征融合到新媒体中，增强了新闻媒体（及报道）的责任感，传播社会正能量，以问题意识协调社会各部门，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从而改变现实社会的面貌。

　　无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受众作为信息不对称的一方倾向于被动地接收信息，特别是当新闻不具备接近性与日常生活性时，受众更易于保持沉默。“解困新闻学”的目的不仅是简单地传递信息，而是联合受众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它通过揭露社会的负面情况，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方案，对与公众密切相关却难以把控的社会问题做出回应，在回应的过程中，“解困新闻学”不仅注重问题的应对之法，更关注如何更好、更快、更有效地进行解决。

　　作为脱胎于行业准则的新闻报道，事实核查新闻自诞生之初就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事实核查新闻的报道领域集中于政治领域，且以评估政治人物的公共言论的线年，美国新闻协会将这种新型“事实核查”定义为：“针对政治家，以及可以用话语影响他人生活与生计的人物所发表或被记录的言论，事实核查从业者和核查机构重新报道和研究言论中包含的所谓‘事实’，旨在增进（公众对事实的）了解。事实核查从业者致力于调查可被证实的事实，他们的工作中不存在党派立场、观点主张和辩解。”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事实核查（fact check）就已成为一种被美国新闻业普遍接受的行业性制度。作为一项行业规范，“事实核查”的理念与制度在媒体行业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一般来说，在新闻采访过程中，事实核查作为记者获得信源的准则，一般需要来自两个信源的检验，称之为“双重检验（double check）”；而在成稿之后，则会由编辑再次进行事实核查，亦或是专职的事实核查员对记者已经成文但未发表的报道逐一阅读与核实，确认报道中事实性信息准确无误。通过信源检验和编辑核查两道流程，事实核查作为一种新闻机构的内部核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新闻作品发表的可信度。

　　事实核查本来就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而社交媒体时代非专业性信息采集者和发布者的大量参与，使得专业性的事实核查面临更大的挑战。不仅网络新闻报道常常忽视事实核查，而且一些传统主流媒体也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不得不放弃了核查制度。

　　与此同时，运用新的工具和手段的新型信息核查机构应运而生，比如被称为“首家社交网络通讯社”的Storyful使用电脑程序核实信息，利用其研发信息监测工具Newswire，对Twitter、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著名的社交媒体上用户上传的内容（UGC）进行实时监测与事实核查，为路透社、《纽约时报》、BBC等传统媒体注册用户提供信息核实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事实核查新闻”的实践应运而生，事实核查也从一项行业规范逐渐转向了一种新闻样式。自从2008年总统选举开始，有越来越多具有专业主义精神和新闻理想的美国媒体、高校和公民团体加入到“事实核查新闻”的行动。“事实核查新闻”与传统意义上新闻刊出前的事实核查制度不同，它主要进行的是报道刊出之后的核查，是一种类似“勘误”、纠正错误的行为，旨在揭发政治人物言论中的不实之处。

　　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自媒体、平台媒体共同构成的新新闻生态系统，表面上最大的变化在于新闻行动者的多元，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新闻采集、生成、分发的传播模式和行动逻辑被深刻改变。事实核查新闻作为一种新闻创新形式，它在我国的实践也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

　　新新闻生态系统中，职业新闻主体的内容把关变得较为困难，传统的事前审查机制不足以应对“后真相”时代泛滥的假新闻。

　　作为新新闻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行动者，平台媒体处于网络化社会中信息传播的枢纽位置，其凭借技术创新、资本驱动和海量用户构建起强大的传播影响力

　　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和今日头条等智能分发型终端的强势崛起，为个人媒体参与到社会传播提供了前提条件。技术赋权下，以“有据核查”为代表的自媒体事实核查项目在中国出现。

　　社群媒体是介于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之间的媒体行动者，“核真录”是其典型代表。“核真录”起源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事实核查》的课程实践，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以新闻业“准职业社群”身份参与事实核查新闻实践。

　　传统新闻时代把定义新闻真实、实现新闻真实的权力与责任落实在了职业新闻主体身上。数字新闻业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是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生产者，信息由此变成碎片化的信息、个体性的信息及个体化的真相。在新闻真实观念论的视野中，传统的以职业新闻主体为核心构建的专业化的“报道真实观”受到了巨大冲击，一种新的多元主体共同支配下的“有机新闻真实观”正在形成。

　　在“事实性真实”的基础之上，新闻真实同样指从受众的视角出发，而产生的“相对和部分意义上的真实性”，新闻真实是收受者相信的真实，收受者准确理解并相信传者的真实报道才能最终达到真实，即“信任真实”。某种程度上，新闻实践的目的不仅在于“求真”，还在于“赢得信任”。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能很便利地获得验证新闻媒体报道事实的技术，得以发现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与（可能存在的）偏见，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公开批评、质疑新闻报道中的问题。对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客观真实性原则的否定，会使公众对新闻媒体的报道产生怀疑，对新闻业整体的可信度也在降低。

　　“全程真实”包括报道真实、收受真实（理解真实、信任真实）。新闻真实的实现不只是“报道真实”的实现，从效果上说更重要的是新闻“收受真实”的实现。只有既实现了“报道真实”又同时实现了“收受真实”，才算实现了真正的新闻真实。我国事实核查新闻实践中多元行动主体所采取的专业、固定的核查手段，透明、开放、互动的生产过程，为报道真实的实现打下了基础。在报道真实实现的前提下，对收受主体来说，新闻真实的实现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 是准确理解新闻报道的内容，实现“理解真实”；二是相信报道真实，实现“信任真实”。

　　2006 年，互联网杂志《连线》的资深编辑杰夫·豪在《众包的崛起》一文中提出了“众包” 这一概念。“众包”是指利用集体智慧来搜集与核实信息、报道故事，或者在新闻生产中作出选择。杰夫·豪还把众包生产划分成集体智慧、集体创造、集体投票几种类型。本质在于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海量信息，对数据信息进行重新聚合与价值挖掘，着眼于对知识、创新和判断力的整合，体现了公众从合力解决问题到创造内容的过程。众包新闻就是基于 UGC 的新闻生产。2

　　社交媒体时代，人们通过微信朋友圈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在好友发布的状态下点赞、评论，每当遇到有趣的事，会第一时间想到拍短视频记录，并分享至抖音 等短视频平台。而媒体在对用户发布的数据信息进行充分挖掘和有效编排后，便可生成新闻内容。可见，社会化网络很大程度助力着新闻内容的生成与扩散，其作为新闻内容的主要源泉，在用户的分享与转发中促进新闻影响力的扩大。

　　众包媒体是多人协作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将参与者主体从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延伸至消费者、数据资料拥有者，甚至新闻事件当事人。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不断整合，以新媒体从业人员为核心的“一元主体”产品体系逐渐被打破，形成多元化交互协同生产的新格局。新兴媒体的诞生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普通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更为便利的资讯传播手段和服务。即使用户与新闻发生地相隔甚远，即使用户对相关事件和人物并不熟悉，在互联网平台也能感受到新闻事件的“在场感”。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移动网络的普及应用，具有群众参与性的信息制作随处可见，以往的信息制作闭环已被解构。众包新闻生产模式下的信息内容，日渐成为丰富媒体信息的重要组成。众包新闻生产模式下的信息内容背后，具有庞大的信息源，确保了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众包方案的推出，更能把这一优点凸显出来。

　　当前，新闻信息海量且内容纷繁复杂，新闻报道主体越来越多元，由此导致的新闻报道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在信息披露中也不例外，数据来源重复使用的现象，已非常普遍。而通过众包新闻生产模式，能够汇集、融合各种不同角度的数据信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同质化现象。此外，随着用户参与性程度的增加，媒体从业人员更易了解其兴趣和需求，从而更好地强化媒体功能。3

　　社交媒体时代，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为信息加工赋能，提高了信息的采集效率，开阔媒体的报道视野，让预测性报道成为可能。同时，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产出质 量，给新闻传播行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为推动众包新闻更好发展，应针对现存问题做出相应变化。

　　多样化社交媒体的发展，为个性化、多元化数据信息的聚合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平台。当媒体选择采用众包新闻生产模式进行内容分发时，就应对用户加以甄别，精准定位用户群体，直接面向目标用户进行个性化内容的推送。喻国明教授认为，个性化信息推送将是对媒体生产机制的颠覆性变革，包含建立个性化信息聚合图的消息推送模型，以及基于用户兴趣爱好图谱的个性化营销媒体推荐模型。

　　媒体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促进了各行业、各领域、各终端间的数据共建与共享。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云计算和全媒体平台诞生，不仅驱动了数据信息的分析，还为数据信息的生产建立了夯实的数据库基础及畅通的、利于信息交流与整合的渠道。此外，云计算和全媒体平台还可对数据信息的二次价值进行挖掘。在对数据信息进行价值挖掘时，需要数据分析团队进入编辑部，推倒编辑部的那面“墙”。从专业媒体的自我革新来看，除了将“墙”推倒，让数据分析团队参与新闻生产，还要加强与外界的合作，要与社交媒体平台联合起来，整合各行业、各领域、各终端的数据资源，做好数据之间的关联分析和数据价值的充分挖掘，进而推动产业发展与升级。

　　除了信息提供者层面、媒体层面需做出改变，用户层面也应有所变化。一是用户的身份改变，由信息接收者变成了信息生产者。众包新闻从对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逐渐演变成为了迎合不同用户的需要，对新闻资讯进行细分、定制，通过整合社交媒体平台资源，向用户提供多样化服务。二是用户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对新闻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更加注重体验感。在“用户为王”的传播生态下，众包新闻为提升用户体验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来收集用户的意见看法，并做出相应调整，进而达到提升用户体验感的目的。

　　“策展”（curation）从字面来看是“策划展览”的意思，它原本是属于展览行业的术语，新闻界将其借用到新闻传播学领域成为“新闻策展”，完美地解决了如何表述社群媒体信息处理的问题，并拓展了新闻学研究的视野，为新闻业务操作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路。策展新闻是指新闻策展人（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如记者、编辑、媒体把关人）把权威、高质量的信息从海量、鱼龙混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来，通过整合分析后最终呈现给受众。

　　策展新闻强调优质内容的聚合及新闻用户共享关系的建立，新闻用户参与程度影响新闻策展的影响力；并且其关注自身与新闻使用者，以及新闻使用者之间的交往、协商与共享，公开新闻生产过程。从“讲授”到“对话”，专业记者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记者报道新闻要向公众求助，社交新闻网站依靠市民“鼠标投票”决定新闻议程，公民参与新闻生产成为可能并出现参与方式的多样性。

　　新闻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提供最新信息以指导人们的活动，与传统新闻不一样的是，策展新闻及其“指南航向”是新闻生产者和新闻用户在互联网技术环境下共同创造的产物：互联网时代，在新闻生产者与新闻用户之间存在着众多的传播渠道，而大众媒体只是其中之一（内容聚合平台、自媒体等）；而现在的新闻用户已变为“新闻游牧者”，他们不会从一个主要新闻来源或者一家机构得到所需要的新闻，而是在不同的时间段从多个平台获取新闻。因此，策展新闻不是一个人或一家媒介机构的策展，而是新闻生产和消费者的互相协商与对线策展新闻的意义

　　一个新闻事件发生时，相关信息往往从四面八方涌来，十分混乱，阅读者难以消化。因此在客观特征要素的信息收集上，职业媒体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互动功能，应用H5场景或互动视频等便于用户互动的媒介形式，采取“设置分支”的方式引导用户提交“证实”和“证伪”素材。

　　经过职业媒体有序的“新闻策展”，新闻报道模式由过去的“完成时态”报道转为“进行时态的报道，可以改变以往网络用户杂乱、无序提供新闻事实的局面，促进新闻真实的更快发现，避免职业媒体报道不断被“反转的尴尬，也可以提高网络受众的媒介素养。

　　融合新闻强调运用融合思维与方法来采集、呈现事实信息，它综合而又灵活地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元素来报道新闻，注重互动设置、关键字、超链接的运用，强调提升新闻服务质量、用户体验和呈现效果。

　　而策展新闻依据时间或因果等逻辑，将新闻碎片化的讯息进行主题式包装，提供细节和正反方意见。呈现的内容具有互动性，形式融合了文字、图片、声音、影像及社群信息，并通过超链接方式与原始新闻来源联动，同步更新。4

　　虽然在策展过程中，专业媒体机构愿意将公众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作为决策的参考因素，调整内容再生产的逻辑，形成看似开放、动态的内容决策机制，但事实上刊出的报道仍然以职业新闻人的作品为核心，较少采用多元主体的发现和判断，无法真正将海量、动态的网络信息纳入生产系统之中，与传统意义上的“专题报道策划”并没有本质上的操作性分野。

　　信息处理能力与待处理的信息规模严重失配，自动化程度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因而运作周期长、需要较高的人力物力，限制了整合用户生产内容的能力，也束缚了策划模式的可推广性。在媒体的报道资源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只有极少数重大的主题获得被策展的资源，这样的少数新闻实践或许可以成为理想中的新闻生产范本，却无法推广成为职业新闻工作者色转型的常态化实践。六、新闻游戏

　　新闻游戏是新闻信息的游戏化，通过用户的互动参与和控制促成信息的传播与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以电子游戏为载体、以真实新闻事件为文本内容的新型报道方式。

　　新闻媒体是我国新闻游戏生产的主力军，在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内容优势的基础上，新闻媒体孵化的“融媒体工作室”也在为新闻游戏生产提供强大技术支持。例如，2017 年的新闻游戏《我的两会秘密花园》由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半亩方塘工作室、麻辣财经工作室、一本政经工作室联合出品，解读了《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传统政治题材的文字报道容易枯燥乏味，新闻游戏可通过提炼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添加生动有趣的元素等方式使受众更好地理解政治题材，化严肃为有趣，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例如，人民日报在 2017 年两会期间发布的《两会喊你加入群聊》以模拟微信聊天的形式来解读两会热点。

　　我国新闻游戏善于组合过去发生的同类事件，抓住纪念日、节日等特定时间点展开纪念性报道。从整体看，纪念性报道是新闻游戏的主流。作为新闻媒体纪念性报道的补充，新闻游戏不是简单地通过文字、图片、视频来强化受众记忆，而是组合过去的同类事件嵌入游戏构建的场景中；让受众直接投入过去的事件中，促进受众对事件的接受和理解，通过沉浸的方式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

　　我国新闻游戏的承载平台以H5 为主。在样本中，以H5 作为承载平台的新闻游戏有125个，占所有样本的96.2%。因分享性强，以 H5 作为承载平台的新闻游戏可为信息的轻量化传播提供条件。

　　交互性是电子游戏最独特的表达方式，它造就了电子游戏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独特体验。虽然交互性是电子游戏吸引玩家的重要优势，但目前我国的新闻游戏并未将该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总体而言交互程度较低。

　　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事件都可以用游戏的方式来呈现，尤其是新闻事件中涵盖暴力以及深度理性唤起的情节，需要借助文字或者视频来表现，而游戏的加入会在极大程度上弱化新闻本身的严肃性。2015 年，BBC 制作了一款名为《叙利亚之旅：选择你的流亡路线》，让人们参与到流亡之中，感受战争带来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受到多家媒体的质疑，新闻与游戏边界的模糊将削弱重大公共议题的文化权威性和舆论监督的职能作用。但新闻游戏的娱乐化不可作为绝对论。

　　新闻注重真实性，当新闻的真实内容替代了游戏的虚拟世界时，游戏本身的乐趣和竞争性也就会降低。此外，新闻游戏的设计要以新闻内容为主要依据，游戏的场景、人物、音效等过于精彩也会掩盖新闻事件本身的价值。所以，游戏只是新闻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游戏总归服务于新闻，在设计的时候要综合考虑两者的兼容性。

　　新闻的传播讲求时效性，事实发生与报道之间的距离越短，新闻价值也就越大，而新闻游戏需要记者和设计者的密切配合，两者能否拥有共通的意义空间，是否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撑，都是决定新闻游戏能否有效传达新闻价值的关键因素，同时因为漫长的制作周期，对于新闻的时效性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作为一种新型新闻报道方式，新闻游戏具有传统新闻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在实践中也显现出许多问题。只有扬长避短，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新闻游戏对传统新闻的补充主要体现在传播方式和功能两个方面。新闻游戏以交互性补偿传统新闻的单向传播；以沉浸式体验补偿传统新闻受众的“旁观者”状态。交互能调动受众积极性，“沉浸”意味着注意力高度集中和完全投入，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新闻游戏放大传统新闻的娱乐功能，以电子游戏为载体可使新闻游戏比传统新闻更加有趣，更能满足受众娱乐需求。

　　这能弥补新闻游戏因制作周期长导致其时效性较弱的缺陷，但需注意 ：第一，尽可能全面剖析新闻事件。比如《逃跑人的日常》的 86 种支线结局从多个侧面展现二战中战俘逃亡的历史。

　　第二，立体呈现新闻场景、丰富人物形象细节。比如半岛电视台制作的《黑客》运用大量现实数据和资料再现叙利亚网络战争场景，并通过“多方对话”与“实地探访”的设计让受众逐步了解叙利亚网络战争的前因后果，帮助受众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第三，利用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例如，英国金融时报制作的新闻游戏《优步游戏》，不仅帮助受众从优步驾驶员视角观察优步司机的生存状况，而且促使优步公司及竞争对手来福车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员工工作条件。

　　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广义上的文学类型，它是“虚构”之外的一切写作的总和；作为一种狭义上的文体，它是散文文体里的一种文学样式，其概念要小于散文。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最为接近但不是报告文学，它是报告文学在新时代的替代文体，它的概念范畴比报告文学要大些，涵括的写作对象更广泛多样，更富质疑和批判精神，也更贴近社会人生。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时代文体”和近年文坛的热点，毫无疑问它是对于传统文类秩序的破坏；另一方面，它在破坏的同时拓宽了当代文学的写作视域。

　　如今，门户网站、新媒体以及一些新兴的文化企业纷纷搭建起非虚构写作平台。其中的典型代表有界面的“正午”栏目（NoonStory）、网易的《人间》栏目、腾讯的“谷雨”项目和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非虚构写作平台，有其自身的特点：

　　微信公众号对于媒体而言，是新时代新的传播载体，代替报纸、广播、电视、网页来承载信息；对于订阅者而言，除了媒介实体的变化，打开微信看公众号推送的过程，无异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每日清晨从信箱取报纸，打开广播收听广播节目和打开电视收看电视节目。2016年2月22日发布在《智族GQ》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的特稿《失败者李晓峰》，只用了一天时间便得到广泛传播；但其实，它首发于《智族GQ》一月份的杂志。在这期间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篇文章引发的轰动远不及微信发布后的几天时间这是微信改变传播方式的最好例子。无论是传统媒体的特稿部门还是新媒体的非虚构写作平台都拥有相应的微信公众号，后者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特稿走向了非虚构写作，不再止于新闻报道范畴。深度关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地理和科学等不同领域议题的非虚构作品层出不穷。例如，《人间》栏目发布的关注科学领域的特稿《朝鲜7日：核试验危机中的风暴眼》系列文章共收获近300万的阅读量，引发7万多网友的讨论；“每日人物”关注社会领域的特稿《盲女杀人事件：仇恨从挖眼开始，以杀夫终结》，仅微信阅读量就有6万多。

　　从单纯的文字形式，走向文字、音频和影像（摄影和视频）的互动融合，具体形式包括报道、随笔、影像集和纪录片等。2012年12月《纽约时报》在其官网发布的多媒体新闻报道《雪崩》（Snow Fall），是特稿多媒体呈现的榜样实例。它用三维动画模拟再现雪崩发生时的情景，用文字、图片形式的历史资料衬托现实，用文字、显微图片、三维动画细解雪崩成因，加上电影表现手法以及文字加幻灯片构成的平滑的延伸阅读方式，从而逼真、细致、多角度和深入地报道和再现了雪崩灾难的前情后况。

　　优秀的写作者是优秀作品的源泉。知名写作者能够保证作品水准，并吸引其他优秀人才。“正午”栏目入驻了罗永浩、冯远征、马岩松、冯唐、庆山、许知远等知名作者；“谷雨”项目入驻的媒体人包括南方都市报《中国财富》杂志主编南香红、《凤凰周刊》主笔袁凌和《Vista看天下》杂志副主编田毅等。有潜力的写作者是优秀作品的新生力量。这些平台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专项创业基金、强势的传播平台以及充裕的创作周期。倚靠这些优势，通过资助非虚构写作项目来发现和聚拢有潜力的作品和作者。这便是“以平台优势，聚拢一群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好好创作”的模式。这也必将成为未来非虚构写作的行业趋势。

　　此前，作为文化产品的中国特稿除了刊登到媒体上和集结成册出书，几乎没有变现的途径。前述《时尚先生Esquire》特稿实验室出品的《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卖出IP（知识产权），获得百万级收入，实现“内容直接变现”。不过这并未是业界之先，美国的电影《聚焦》、《对话尼克松》、《黑鹰坠落》、《拆弹部队》、《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都是真实故事改编；韩国的《熔炉》、《素媛》也是依据真实故事改编；“白银连环杀人案”宣布告破后，公安部与影视公司签约，共同开发摄制以此为题材的影片。所以，真实故事的市场宽广。非虚构作品将IP卖给影视制作公司，文字变成电影，通过票房与资本市场接轨。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传播权利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传播平台转移，传播主体由专业性的记者向业余性的社会公众转移。非虚构平台还通过举办比赛、实行鼓励机制等方式激励社会来稿。“真实故事计划”已举办了三届非虚构写作大赛 ，网易“人间”提供丰厚稿酬吸引投稿 ，这类举措不仅丰富了非虚构作品的题材与风格 ，也缓解了非虚构平台的生存压力。

　　不同于普通新闻消息，在非虚构写作中，底层人物、社会边缘人群等不被大众熟知的占据了其叙事对象的很大比重，贫困人口、留守儿童、寒门练习生、抑郁症患者、性病患者等群体进入了大众视野。非虚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社会的生存状态，将这一具有神秘感与疏离感的群体的生活困难与矛盾纠葛展现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与讨论，进而促进相关领域的改革与社会进步，为其生活增添了一份保障。如《人物》于 2020年9月8日发布《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后，饿了么和美团两大外卖公司于9月9 日便相继做出回应，提出优化系统、改进骑手奖励模式、提供鼓励机制等改进措施。

　　新媒体技术的使用使信息生产进入后真相时代，事实变得次要，情感大于理性 ，观点大于事实。在新媒体语境下，事实传播呈现实时直播的特点，前期新闻报道通常篇幅短小，记录视角一般为限知视角，附加信息与全知视角报道随事件进展而发布。在这种碎片化的传播模式下，报道内容和受众立场经常发生反转。非虚构新闻叙事与这种快、碎、浅的信息传播形式截然相反，它往往需要消耗作者长时间的亲身采访、观察、查证，对事实证据进行梳理之后才能成文，这可以视为对碎片化信息传播的一种反拨。

　　在信息传播网络高度发达的新媒体时代，记者在捕捉到爆点话题后蜂拥而上。许多写作者遇到不熟悉的领域是常态，由此导致的文章深度不足、专业知识有失偏颇等问题也属常见。在非虚构写作中，优秀的写作者一般只专注于几个领域。他们常年积累“线人”“养故事”，等待沉默的故事的激活点作为新闻由头开始撰写。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他用 10 年时间采访 50 余位当事人长期积累对北京旧城改造题材关注，实地考察京津冀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 ，追踪北京城市发展模式，最后写出了长篇非虚构作品《城记》。

　　非虚构写作需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媒介形态，发挥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媒介融合优势，为传播内容附加多元化的信息载体。如通过在文中插入图片、音视频等方式打造多维视听效应，探索新媒介技术配合非虚构叙事最佳融合模式等。在保证内容质量能获取受众忠诚度之前，首先以符合新媒体时代的阅读形式吸引不同文化圈层的受众。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被市场化和资本化，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愈发激烈。一旦出现了高热度话题，媒体争相挤入流量话题圈，以“主题先行”的思维方式进行选题，非虚构市场由此出现了题材窄化与写作同质化的现象。但一个非虚构平台若要获得长足发展，需要不断发现新题材，掌握话题讨论主导权。

　　“界墙效应”一说法最初来源于2018年Science杂志刊文中文章首次用大数据方式表明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比真新闻更具有传播力：“虚假消息往往比真实消息传得更广。同时，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也比线年国内学者王辰瑶发表《顽固的假新闻：另类故事与传播界墙——基于“豪车落灰”社会话题的个案研究》，第一次将这种虚假新闻的传播特征及现象归纳为“传播界墙”。2022年陈力丹教授在《2021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中将其称为“界墙效应”。

　　顽固的假新闻的日常状态：造假方便、扩散容易、辟谣后仍继续传播。假新闻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界墙效应”，可以在没有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的情况下长期在某些特定网络空间悄然传播，因利益、兴趣等形成的具有“部落化”特征的垂直、小众领域可能为假新闻提供一道传播“保护墙”，墙外的人对被墙围起来的小众空间缺乏兴趣，辟谣者也因此失去了花费更大辟谣成本破墙追击的动力。

　　[1]陈功,蔡舒敏,赵乾.建设性新闻的适用性问题、本土化路径及价值[J].当代传播,2021(04):84-86.

　　[3]许馨元,陈泓秋,赵亦婷,郭盛献,葛斐.“解困新闻学”视角下主流媒体对民生问题的回应——以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夜线约见”对“配药难”问题的系列报道为例[J].传媒论坛,2022,5(13):14-21.[4]蒋晓丽,夏晓非.文本、语境与价值:策展新闻的融合叙事表达[J].新闻界:1-9[5] 陈昌凤,师文.智能算法运用于新闻策展的技术逻辑与伦理风险[J].新闻界,2019(0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