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发娱乐-招商我国的媒体融合战略即将走到第一个十年，本文以体系建设为主线，围绕纵深、辐射和协同三大关键词，从自上而下协同推进体系建设、从内至外辐射各个场域、全球视野携手推进融合传播、由浅入深解决媒介社会新问题四个视角，依据政策指导和媒体融合实践经验，简要论述未来媒体融合发展动向是什么、传媒行业将如何进行布局等问题，以期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我国的媒体融合战略累足成步，即将走到第一个十年。纵观我国媒体融合历程，其发展已经深入到媒介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组织运行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
未来的深度融合需要依据体系思维，发挥协同效应，将融合的向外辐射作用和向内纵深发展成效相结合，于体制机制见活力，于内容生产见创意，于技术应用见效率，于媒体运营见魄力。自2014年媒体融合升级为国家战略以来，从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明确聚焦到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进而到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战略传播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搭建，但是如何发挥系统协同效应，唤醒体系生态，激活各层级要素，推动塑造全媒体主流舆论新格局，是接下来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智媒技术应用到传媒行业，元宇宙引发人们对未来媒介社会的畅想，如何进行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布局，并且协同解决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发挥新闻行业的基础性作用和建设性功能同样需要格外关注。
从理念提出到政策指导再到实践落实，媒体融合是时代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新闻传播行业提出的重要课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家对媒体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向，预示着未来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焦点方向。从当前来看，深度融合的下一阶段性目标就是建设并发展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这个总目标下，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闻主流媒体是桥头堡，四级媒体是生力军，基层动员最关键的“最后一公里”，需要各类媒体明确定位，各类资源共融互通，探索协定发展规则，创新唤醒媒介生态。
首先，需要统筹各要素的融通关系。在以往的发展中，媒体机构普遍已经明确哪些要素需要革新，哪些方向需要发力，但是往往是散点式的创新，缺乏综合考量。而融合成效恰恰需要考虑“木桶效应”和综合效应，推动内容创新、技术应用、平台建设、管理革新等多要素共融互通。因此，处理好各要素多融通关系需要更新融合理念，加强顶层设计，打破边界壁垒，遵循体系思维。
其次，需要重新审视各类媒体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融合带动行业格局变迁，主流媒体、商业平台和其他专业性媒体，因功能价值、市场定位、自身优势和发展路径不同，常被划分为两个阵营，其背后蕴含着“泛媒介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新闻媒体维护、重建自身权威性的生存焦虑。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过程中，主流媒体借助商业平台的技术、渠道和运维优势完成自身升级，并通过入驻商业平台丰富内容生态、实现价值引领，其他专业性媒体作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必要补充，各类媒体在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下，通过合作带动良性竞争，协同塑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渠道多元的行业生态。
经过实践检验，“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是媒体融合布局的重要一环，在未来的融合实践中，四级媒体需要明确自身定位和使命，建立新的合作机制，融通各自优势，从有架构发展到有成效。
在四级媒体中，地方级媒体的未来发展方向既有共性也有特性。从共性上来看，融合走向纵深，各级媒体均需要顺应并把握移动化、数智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推进融媒体矩阵布局，加强移动端资源配置，新媒体平台合作和自有平台建设携手并进，用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媒介技术提高信息触达率、增强用户连接和提高服务水平。
从特性上看，省级媒体打造区域性综合平台、市级媒体完善拓展连接功能、县级媒体融入本地社会网络，三者既自成体系又需要互相嵌入、协同深耕。2022年4月，中宣部、财政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地市级媒体加快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在全国遴选60家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单位，要求研究制定推进试点建设的具体举措。地市级媒体需要明确三点：第一，其自身竞争力来自本地特色化资源；第二，其发展定位需要与其他市级媒体差异互补；第三，其发展壮大离不开向上嵌入省级平台、向下接入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强化资源整合与汇聚能力。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正在从1.0阶段迈入2.0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将自身打造为具有本地影响力的平台型媒体和社区信息枢纽；其次，从形式变革深入到内容传播效能提升，努力提供与本地用户切身相关的“新闻+”服务，重视用户对融媒体产品的互动和体验，既要有端口也要重运营，提升传播效率、功能建设和运营成效；此外，打破地缘边界，主动寻求与中央、省市级媒体形成联动，协同运营，既发挥互补功能，又实现优质内容的协同分发、全面覆盖。最终，融媒体中心实现服务创新、数字治理的根本是将技术和创新与本地文化、人际网络和生活习惯充分结合，并能够充分调用县域用户的大数据资源。
媒体融合是一个行业内部革新和向外部辐射扩张并行的系统性工程。未来，做大做强的传媒集团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全面体现出媒体融合融入社会治理、融入现代化建设、融合数字化生活的强大辐射作用。
建设新型主流媒体需要让有资源和实力的媒体集群形成先发优势，以点带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行业变革，激发内生活力。
未来发展中，新型主流媒体建设需要从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技术应用完善、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三个方面重点布局。在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当前的传播具备场景化、互动强、社交导向等显著特点，因此，高质量的内容在具备信息价值的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场景适配和功能适用。在信息技术应用完善方面，从实验性应用到产业化布局，如何增强投入产出比，实现融合赋能、技术增效将是关键课题。在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方面，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基于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级新闻信息内容聚合发布平台，健全媒体自评、媒体互评和重点点评相结合的新闻阅评体系，强化对网络平台的分级分类管理，完善互联网管理法律法规等系统性操作。[1]
在平台化社会，媒介活动和社会交往均基于平台开展，我国媒体机构正处在平台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加快传媒集团聚合并激发聚合优势，正是未来媒体融合发展的强大带动力量。
我国传媒集团化的进程与改革开放的市场化进程同步，十八家中央级媒体以特色定位和主要业务为基点开展集团化运营，而地方传媒集团则以地域为特色构建产业版图。在发展过程中，价值观念的确立和革新是先决条件。此外，确立融合思路和打造集团生态是必要条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提出集团内气质相近、逻辑相洽的媒体应融合组成新的生态，再将这些生态逐步打通互融，形成集团大生态，在同一生态内，实施内容一体化生产、技术一体化支撑、经营一体化统筹，在此方略下打造的“南方+”客户端下载量名列前茅。[2]同时，集团化运营意味着多元媒体集群，在媒介技术的介入下，形成智媒体矩阵，进行品牌化运营，构建多元收入体系是关键之举。例如上海报业集团，核心聚焦20 个应用场景的“智媒体矩阵”建设，联手高校和企业，建设华为上报联合创新实验室、人工智能媒体创新联合实验室和区块链媒体应用联合实验室、上海金融服务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等创新实验室，[3]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进行未来产业布局。
在媒体融合融入社会治理和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媒体行业的边界在不断消弭并重塑，新闻传播场域与社会其他场域的互动也在不断增频。媒体融合继续深入发展，传媒行业面临多方力量冲击：市场化竞争激烈倒逼运营转型、大数据等技术应用改变运行模式、未来媒介导向传播生态颠覆性变化。主流媒体将面临无法回避的问题：行业边界在哪里？是否可以完全摒弃边界？当媒介化成为趋势，媒介使用行为与日常生活、经济发展、政治交往、文化精神交流等其他场域深度互动，上述问题得以回答，即摒弃边界或许才能真正实现深度融合。
从长远来看，媒体融合首要目标是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这就需要将融合视野扩大，把“大融合观”和“大传播观”结合起来，一体两面，协同推进。
所谓大融合观，就是将媒体融合主动纳入社会媒介化进程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工程中，在向内、下沉纵深融合成果的同时，向外、扩散辐射融合效应，用整体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体融合。正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建设新型主流媒体，还是强化“央省市县”四级媒体格局，都离不开与本土文化、当地社会、目标市场相连接，打造信息枢纽和综合应用平台。持续深化对融合的认识，不断打破思想桎梏，将媒体这个小平台融入社会的大平台中，探索更多可能性，是进一步激发体制机制活力，盘活各项资源，推进“深融”的基础。
作为进行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主体，我国媒体需要明确大传播观，即从主体上看，集中主流媒体资源进行对外传播，同时下放空间让包括群众、自媒体、互联网企业等在内的多元力量进行传播；从内容上看，从讲好实现发展跨越的中国故事转为用中国视野讲好生动的世界故事，从讲好宏大的发展理念向实现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的全方位交流。
不难看出，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两个重要面向，两者形成同构，需要协同推进，以发挥综合效应，实现优势互补。要实现协同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以主流媒体为中心，做大做强新型主流媒体，以人民日报、新华社、CGTN、中国日报社等中央级媒体为引领，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听众逐渐增多，声量不断增强；地方媒体也在探索外宣“出海”，各地都有不少有效举措。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去中心化趋势，在媒体融合深入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的过程中，调动群众和民间团体的力量实现自发传播，如Tiktok、李子柒等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和个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弥合意识形态鸿沟和文化差异，润物无声。
从建成到建好，这是媒体深度融合阶段的显著特征。因此，伴随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全媒体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产业重构、关系重塑和治理重组等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被重视和回应。
“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正在建成，“永久连接”的数字化生存深度嵌入，我们的生产生活正在被媒介化、数字化、智能化重塑。未来，基于场景应用、个性定制和数据开发的产业将实现规模化发展，媒体行业在完成回归新闻主业的历史使命后，将面临物联网之下“传感内容生产”“智能体新闻”等新兴关系的变革，并进入价值、品牌和生态上的升维竞争。[3]
如上所述，产业变革本质上是关系变革。传统新闻和新闻业可以说是以人为核心建立的，人是生产和传播的唯一行为主体，而在智媒时代，更多“行动者”被纳入，更多因素影响着信息传播，人与他者的关系在被重新界定，而这些“他者”包括智能技术、媒介环境和其他行为主体（如赛博人）。未来，人在新闻生产和传播链条上的位置和功能是什么？人与技术如何互相改造并互相制约？人和其他行为主体如何共同塑造全新的媒介环境？这些还需要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不断探索和研究。
伴随算法和大数据技术深度嵌入互联网平台、5G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完成产业化布局，其他智媒技术也将逐步实现规模化应用，与更加便捷、多元的信息接触共生的是更加复杂、变化多端的网络空间生态。在未来的媒介空间下，虚假信息防不胜防，极端情绪和观点对冲愈演愈烈，各类媒介产品的版权争议逐渐浮现，用户隐私保护问题亟待解决，法律和伦理道德层面上面临的考验不断衍生，需要协同治理，共同解决。
媒体融合处在进行时，每一个阶段都是站在既有成效和全新背景下的“再出发”。纵观我国媒体发展历程，融合的目的从未改变，即完成适应性变革，实现现代化布局，从而推动个人、行业和社会的发展。而融合策略和重点总是随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保持开放的心态、敏锐的嗅觉和不断破旧革新的勇气，在复杂的变革潮流中守正创新。
【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快新型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编号：22AZD073）阶段性成果】
[3] 李华君，王凯悦.智能物联时代传媒产业的业态创新、关系重构与发展路径[J].新闻爱好者，2022,(04):10-14.
（曾祥敏：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华茜：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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